優秀的父母會教會孩子如何獨立飛翔，而不是束縛他們的“翅膀”，以便孩子能夠在我們的關愛下茁壯成長。如果希望培養出一個出色且內心充實的孩子，請學會放下自己的焦慮與執念！

最初的幾位病人幾乎都是教科書中的典型案例。當他們分享自己不幸的童年時，我能夠輕松地將他們的傷痛與成長經歷聯系起來。然而，很快我遇到了一位例外。這個姑娘二十多歲，聰明而美麗。

她告訴我，她來咨詢的原因是因為她“總是不快樂”。令她沮喪的是，她找不出自己對什么不滿。盡管她擁有一對“非常出色”的父母、兩個優秀的兄弟姐妹、支持她的朋友、良好的教育、令人羨慕的工作、健康的身體和漂亮的房子，但她依然感到空虛。

她的家族中沒有抑郁癥或焦慮癥的病史。那么，為什么她總是失眠？為何她總是猶豫不決、害怕犯錯、無法堅持自己的選擇？她認為自己與父母所說的“驚人”形象相去甚遠，心中總有一個空洞。這讓我陷入困惑。這個案例中沒有漠不關心的父親、苛求的母親或其他冷漠、貶低他人的照顧者，問題究竟出在哪里呢？

在我努力理解時，令人驚訝的事情發生了：類似的案例越來越多。我接待的二三十歲成年人們紛紛訴說自己遭遇的抑郁和焦慮，難以選擇或專注于令自己滿意的職業，無法維持良好的親密關系，感到空虛和缺乏目標——而他們的父母卻無可指責。

相反，這些病人都表示對父母的崇拜，認為他們是“最貼心的朋友”，總是樂于滿足他們的需求，甚至還為他們支付心理治療費用（當然也在替他們承擔房租和汽車保險），這讓他們既感到愧疚又困惑，畢竟，他們最大的抱怨就是無可抱怨。

起初，我對這些人所說的話心存疑慮。童年往往并不完美，那么，如果他們的童年如此完美，為什么會如此迷茫和缺乏自信呢？這與我所學的知識相悖。然而，經過一段時間的相處，我開始相信他們并沒有掩飾或歪曲自己的經歷。他們確實擁有關愛的父母：

這些父母給予他們“發現自我的自由”；接送他們上下學，陪伴他們做作業；在他們受到欺凌或孤立時出手相助；為他們請家教以幫助他們解決數學難題；資助他們上吉他課（即使在失去興趣時也允許他們放棄）；并不會簡單粗暴地懲罰，而是用“邏輯后果”來替代懲罰……總之，這些父母非常“體貼”，傾心幫助我的病人們順利渡過童年的各種考驗。

作為一位力不從心的母親，我常常在聽病人的訴說時，暗自驚訝于這些偉大父母是如何做到這一切的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心中浮現出另一個問題：這些父母是否過于付出了？許多父母都在努力做到最好，希望我們的孩子不會走上心理醫生的沙發，而我正在目睹這種養育方式的真實后果。為了給孩子提供正確的教育，我們拼盡全力，然而長大后，他們卻坐在心理醫生的辦公室，訴說自己感到空虛、困惑和焦慮。在我攻讀博士學位時，學院的臨床研究重點在于父母缺乏關愛如何影響孩子，但沒人想到問一問：如果父母的關愛過度，那這些孩子又將如何呢？

在美國，育兒一直是一個充滿爭議的話題，原因在于存在許多風險，而各類育兒理論也難以形成共識。不同的派別之間始終存在著尖銳的對立：親密育兒與嚴格教導、兒童中心與家長中心，社會風向則如同“河東河西”的輪回。

然而，所有育兒方法的根本目標卻是一致的：將孩子培養成未來幸福感充盈的成年人。近些年來，值得注意的變化是，人們對幸福的理解和定義發生了轉變。如今，單單追求幸福似乎已不再足夠，人們希望在各個方面都能體驗到更深層次的幸福。

美國夢以及對幸福的追求，已經從“追求基本滿足”轉變為“無時無刻都必須感到幸福”。格雷琴·魯賓在其暢銷書《幸福工程》中提到：“我感到幸福，但我還應該更幸福。”這種追求已在全國范圍內廣泛傳播，成為一種社會運動。然而，她自己對于“應該幸福到什么程度”也感到困惑。

魯賓的經歷和我一些病人的情況十分相似：擁有出色的父母、富有的丈夫、健康可愛的孩子、許多朋友、耶魯大學的法學學位以及成功的自由職業生涯……盡管如此，她仍感到某種缺失。為了解決這種空虛感，她開始了自己的“幸福之旅”，制定行動清單，比如每周買三本新雜志，并不斷整理衣柜。

經過一年的努力，魯賓承認她依然在掙扎。她寫道：“在某種意義上，我反而讓自己更加不幸福。”隨后，她揭示了所謂“成年人的秘密”之一：“幸福并不總是讓你感到幸福。”

、現代社會學研究支持了她的觀點。斯沃斯莫爾學院的社會學教授巴里·施瓦茲表示：“幸福作為生活的副產品，是一種美好的體驗，但將幸福作為目標追求，最終只會導致災難。”

許多現代父母正不斷追求這一目標，反而適得其反。我和同事開始思考：是否因為父母過于保護孩子，避免他們遭受任何不幸，反而剝奪了他們在成年后的幸福感？

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精神病醫生保羅·波恩認為，答案可能是肯定的。在臨床實踐中，波恩發現許多父母竭盡所能，避免孩子經歷哪怕一絲不適、焦慮或失望。當孩子成長后面對正常的挫折時，他們會誤認為事情出了大問題。

例如，當學步的孩子在公園里被石頭絆倒，剛倒地還未哭泣，父母就會立刻沖過來安慰。實際上，這剝奪了孩子的安全感，不僅是在游樂場，也是在生活中。如果讓孩子有時間去理解發生了什么（“哦，我摔倒了”），讓她先感受跌倒的挫折并試圖自己爬起來，她才能夠體會到困難的感覺，并學會在未來生活中應對類似的困擾。

這些孩子在上大學時，可能會因為一點小麻煩就向父母求助，而不會自己想辦法解決。如果當孩子被石頭絆倒時，父母允許她稍作恢復再進行安慰，孩子就能學會：“剛才的那一秒有點可怕，但現在我沒事。如果再有不快的事情發生，我可以自己解決。”

波恩指出，在大多數情況下，孩子們能夠很好的應對這些問題，但很多父母卻永遠無法理解，因為他們在孩子并不需要保護的時候，過早地伸出援手。這讓我想起自己的經歷：當兒子在沙坑里摔倒時，我會急忙沖過去。記得兒子四歲時，我的一位朋友因癌癥去世，我的第一反應是：不能告訴兒子。畢竟他并不知道她生病了。而且我讀過的育兒書籍都說，告訴孩子親友去世的消息對他們來說太過可怕。最終，我還是把真相告訴了兒子。他提出了許多問題，但并沒有因為震驚而崩潰。總的來說，用波恩的話說，我對兒子的信任使他更加信任我，并最終增強了他的安全感。

通過告訴他這一事實，我傳達了一個信息：我相信他能夠承受悲傷和焦慮，而我會在旁邊支持他渡過難關。如果我選擇不告訴他，反而傳達了另外一種信息：我認為他無法處理這些情緒。這正是許多成年人無意中向孩子傳達的信號。

哈佛大學講師兼兒童心理學家丹·肯德隆指出，孩子如果沒有經歷痛苦，就無法發展出“心理免疫力”。他將此過程比作身體免疫系統的發育，強調孩子需要接觸挫折、失敗和困難，以便學會如何應對生活中的挑戰。

我見過一些家長，在孩子未能入選棒球隊或在全校演出中未獲角色時，立刻打電話向學校投訴。還有一位家長，對孩子不喜歡一起乘車上學的同學，選擇親自開車送他上學，而不是讓孩子學會容忍他人。這些孩子在青春期前很少體驗到困擾和挫折。文明的意義在于適應不完美的環境，但很多父母在面對孩子的不愉快時，往往過于保護，努力為他們鋪平道路。

洛杉磯的臨床心理師溫迪·莫格爾，十年前出版了《放下孩子》一書，現為多所學校提供咨詢服務。她提到，近年來“茶杯”式的新生愈發增多，他們如同易碎的茶杯，稍有碰撞便可能破碎。莫格爾表示，父母出于好意，在孩子的整個成長過程中消除了所有的擔憂，結果導致孩子在成長后難以應對挫折。洛杉磯家庭心理師杰夫·布盧姆也指出，即使有最優秀的父母，孩子也會經歷一些不愉快的時光。他強調，孩子需要經歷正常的焦慮，以培養適應能力。如果希望孩子在長大后變得獨立，就必須為他們的未來做好準備。

布盧姆認為，許多父母不舍得孩子離開，因為他們希望孩子能填補自己生活中的情感空虛。雖然父母在孩子身上投入了大量時間、精力和財富，但這究竟是為了孩子還是為了自己呢？他嘆息道，我們常常將自己的需求與孩子的需求混淆，以為這樣就是最好的育兒方式。在《紐約時報》中，來自路易斯安那州的母親瑞內·巴徹描述了將女兒送去東北部上大學后所感受到的空虛。她原本希望從其他母親那里得到安慰，卻發現她們正忙著為孩子的宿舍買冰箱，或是回家幫助中學生處理各種問題。于是，巴徹時常造訪女兒的宿舍，以幫忙搬家的名義逗留很久。起初，她辯解說這是為了女兒好，但最終她意識到：“我正是那種‘直升機父母’。”

像巴徹這樣的母親并不罕見。莫格爾提到，每到開學季，許多父母在校園里徘徊不去，導致大學管理者不得不采取各種措施“驅趕”他們。芝加哥大學在開學典禮結束時安排了風笛演奏，一曲引導新生到下一個活動，另一曲則是為了讓家長們離開。佛蒙特大學甚至聘請了“家長驅逐員”，專門負責將那些緊跟不放的家長擋在門外。許多學校還設立了非正式的“家長接待院長”，以應對難纏的成年人。

近幾年，許多文章探討了為何二十多歲的年輕人普遍拒絕成長，而問題往往在于父母對他們成長的阻礙。肯德隆觀察到，由于如今的孩子相比于祖輩更少，每個孩子都顯得愈加珍貴。與此同時，父母對孩子的期望也在不斷增加——更多的陪伴、更多的成就和更多的幸福。在這個過程中，無私（讓孩子幸福）與自私（讓自己快樂）的界限愈加模糊。我回想起與一位夏令營營長的對話。當她介紹我兒子的年齡組活動時，提到籃球、T-ball和足球時，她迅速強調：“當然都是非競賽性的，我們不鼓勵競爭。”我忍不住笑了，原來競爭被視為洪水猛獸，孩子們都避之不及。

我們似乎采納了一種“魚和熊掌兼得”的心態：希望孩子取得高成就，但又不愿意讓他們為取得這些成就而付出必要的犧牲和努力。諷刺的是，自信與一個人未來是否幸福并沒有直接關系，特別是當這種自信來自于不斷的寬容與贊揚，而非真正的成就時。

研究顯示，影響一個人未來能否充實和成功的關鍵因素包括堅定性、適應性和接受現實的能力。具備這些品質的人能夠更好地應對生活的挑戰。然而，如今許多孩子缺乏學習這些品質的機會。

一位幼兒園老師簡深有體會，她講述了一位母親送孩子上學的情景。母親忙于簽到時，孩子跑去玩耍，與另一名孩子發生了沖突。她的孩子先玩到一輛卡車，但被對方搶走。爭執了一會兒，對方給她的孩子扔來一輛舊卡車，她的孩子見局勢不妙，也就接受了這個結果。然而，母親卻不滿，跑過去說“這不公平”，要求對方還回卡車。“你看，孩子本來能妥善處理這個問題，但她的母親卻破壞了這一切。”

另一位在幼兒園教書17年的老師也指出，近年來，父母對孩子成長的干預越來越多。她提到，“入學后，孩子會意識到自己并不是世界的中心，這對他們來說是有益的，因為有時他人的感受確實更為重要。”這位老師還表示，許多父母認為他們設定了限制，實際上并沒有。當孩子堅持要求買冰淇淋時，家長最初拒絕，但經過幾番談判后卻讓步。“每年都有家長找我詢問，‘為什么我的孩子不聽話？為什么她不能接受拒絕？’我會告訴他們，孩子之所以無法接受拒絕，是因為你們從未真正拒絕過。”

斯沃斯莫爾學院的社會學教授巴里·施瓦茲認為，充滿愛意的父母在給孩子提供大量選擇的同時，結果卻往往適得其反。他指出：“我們這個時代普遍認為選擇是好的，選擇越多越好，但事實并非如此。”當選擇較少時，孩子會感到更有安全感，焦慮感也隨之減少。有限的選擇使他們能夠更加專注于某項事物，而這種專注恰恰是未來生活中所需的。研究表明，專注于某項任務能帶來更大的滿足感，而那些面臨過多選擇的人往往難以適應生活。施瓦茲補充說：“我并不是說要阻止孩子嘗試各種興趣或活動，而是要理智地給他們選擇的機會。”

很多父母告訴孩子：“你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，可以隨時退出；如果對某件事不是百分之百感興趣，可以嘗試其他的。”那么，當這些孩子長大后以同樣的方式生活，難道不顯得奇怪嗎？

在為孩子提供無盡選擇的同時，我們傳達了一個信號：他們有資格過上完美的生活。正如哈佛心理學家丹·肯德隆所言：“當他們感到不滿時，總會有其他選擇在等待。”

在父母的焦慮之下，潛藏著一種誤解：如果我們做得對，孩子不僅會成長為快樂的大人，也會成為使我們感到快樂的成年人。然而，養育固然重要，卻無法超越孩子的天性，不同的養育方式也適用于不同的孩子。我們可以讓孩子接觸藝術，但無法教會他們創造力；我們可以保護他們免受不良同伴、糟糕成績等傷害，但在生活中，他們終究會遇到挫折。實際上，當我們不遺余力地為孩子提供一個完美的童年時，他們的成長反而可能變得更加困難。